(2)从容应对未来之发展。
那些实行了联邦制的国家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印度、瑞士等，因为尊重地方的自治权，分离主义势力反而十分有限。其实，早在1368年爱德华三世时英格兰巳经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违宪审查原则，即所有违反《大宪章》和《森林宪章》(Cartade Foresta )的制定法都是无效的。
联邦与州的博弈 1787年参与起草美国宪法的国父们，不仅是一流的政治理论家，而且是出色的政治实践家。事实上，即使没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即使没有马歇尔大法官，即使没有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司法审查依然会被确立，只是早晚的事情。譬如，国会掌握着立法权，但总统拥有对法律的否决权，法院拥有对法律的违宪审查权。对于美国的国父们而言，仅有纵向的分权制衡还不够，横向的分权制衡也不可或缺。在2000年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共引用了该书291次，足见其在司法过程中的受重视程度。
因之，如果翻译时不明察语境而望文生义，则很容易出错。《联邦党人文集》的缘起 1787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55位国父齐聚费城，制定新的宪法。笔者使用维度这个概念就是为了说明，理解宪法的价值应从社会发展的不同视域出发，达致宪法的最全面的认识。
审慎的制度变革可以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宪法并不拒绝修改和变迁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但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往往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拒绝成为修改的对象，从而确保价值立场的稳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宪法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基本权利的救济上，还体现在国家的政治民主、法治秩序、公民的社会生活，甚至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上。维度，在物理学和哲学的领域内，指独立的时空坐标的数目，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通常指称独立存在却又相互关联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视域。
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即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意大利共和国宪法》、《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土耳其宪法》规定共和政体不得成为修宪的对象，而《联邦德国基本法》则规定联邦制原则不得被修改。
它是善良意志与自由精神、个人善与共同善的有机统一。考虑到我国历史上漫长的人治传统，对法治原则的具体规定有利于明确国家的法治发展方向。近年来，宪法学者还在呼吁认真对待宪法文本，认为在法治国家建设中，人们表面上都承认宪法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宪法文本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尊重和轻视宪法文本似乎成为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与倾向[1]，强调中国改革到了‘摸着宪法过河的阶段[2]了。对于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宪法明确表达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是一种和谐发展的文明观。
并不是有了人群的存在就存在公共生活。(一)和谐发展的文明观 宪法在建构国家权力的结构、确认公民基本权利的时候，是具有明确的未来指向的。[22]这种趋势也正在中国发生。(三)自主的社会治理空间 在公共生活中，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和社会组织都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权利。
[20]杨凤城：《中国共产党90年的文化观、文化建设方针与文化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3期。[22]梁成意、赖喆：《论社会组织在我国宪政体制中的合理定位——关于〈宪法〉第二条的完善建议》，《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4期。
[5]5继美国宪法之后，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宪法在欧洲大陆的开端，随后宪法就成为民主国家的法律标志物在全世界流行开来。民主是相对于专制的巨大胜利。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通过分析如何认识宪法的基本价值这样一个时代话题，为中国最终走向依宪治国，为公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以及中国宪法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的支撑。宪法还通过将国家设定为社会发展的责任主体的方式，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控制。[32]95我国现行宪法在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同时也设定了明确的界限。[24]吴育林：《公共生活及其主体性品质》，《江海学刊》，2006年6期。[28]屠振宇：《未列举权利研究——美国宪法的实践和经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二)审慎的制度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成为中国的时代主题。
公共生活需要自主的社会治理空间。[33]林剑：《文化与文明之辨》，《学术研究》，2012年3期。
[27]李海平：《宪法上人的尊严的规范分析》，《当代法学》，2011年6期。(一)开放的人际交流空间 开放的人际交流是公共生活的基础。
这是实行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和通例，其他所有的法律的效力都来源于、当然也就低于宪法的法律效力，任何违背宪法的法律都是无效的。[30]夏泽祥：《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方法与判断标准》，《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7期。
我国在2004年修改宪法之后，也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概括基本权利条款写进了宪法。当代各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大体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人身的自由与人格的尊严，社会经济权利以及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等，基本反映了现代人权理论的发展。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8.9万个，基金会354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5.5万个。(一)全面界定民主的政治制度关系 是宪法而不是其他的法律全面界定了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关系，从而为国家权力的运行提供了稳定的政治架构。
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改革以突破法律为手段，但代价是削弱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我国宪法还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自治、特别行政区自治等制度形式，确保不同领域的公民自治权的实现。
站在后代人的立场，我国宪法贯彻的和谐发展的文明观以及宪法设定的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变革模式，具有制度伦理的意义。[15]任喜荣：《宪法基本文化政策条款的规范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2期。
国际人权法中人的尊严规定是我国保障人的尊严的准宪法依据等。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政治宪法学也不满足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仅仅以宪法条文以及西方宪法学的规范主义，解释或研究中国的宪法文本[4]6，而主张：中国的宪法学应该正视现代中国的人民主权，把握其隐含的人民、党与宪法的根本性关系[4]5。
如现代选举制度提供了平等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容纳多元的利益诉求。基本权利的救济机制是宪法在制度建构中必然考虑的内容。宪法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强大的建构功能，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在1920年密苏里诉霍兰(Missouri v.Holland)一案的判决书中写到：当我们和一些自身也是一项构成性法律——例如合众国的宪法——的语词打交道时，必须认识到它们能创生某种事物。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68.3万个。
宪法可以为公共生活的发展，特别是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的和制度的规范基础。[15]立法机关如果不能将宪法中的原则性条款制度化，则应当构成立法不作为。
对于后代人而言，上述内容构成了各领域生活的前提，宪法无论能否进行修改，都已经成为一切行动的前提，宪法之优劣迁延于后代。我国台湾学者许育典在《文化宪法与文化国》一书中以人的自我实现为原点，论述了多元文化的重要性。
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内容不得修改，但是却以在总纲中概括阐述国家发展目标的方式，明确了对国家未来发展的设想。离开了人的权利和自由来讨论民主政治，就缺少衡量是非的标准。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